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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ISBN 7221034265
本书收入的是顾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西方历史、对中国历史的一些
思考，从流畅的行文中，我们可以领略到顾准那深邃的洞察力、以及中肯精僻、
令人折服的分析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思考，都是在作者深受逆境----
文革前两次戴右派帽子，文革一开始，唯一关心他的妻子自杀，子女与他划清
界线，自己孑然一身，过着孤独凄苦的生活-----的情况下所坚持的思考，从中，
我们更为顾准的品质而击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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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顾准
陈敏之
一
从１９４９年开始，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
晓和顾准。
一个因思想而罹难，一个因罹难而思想；一个倾全力于批判，一个在批判中
建设；一个如电光石火般来不及引燃便熄灭了；一个长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
们中谁也不认识谁，却一前一后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方向
完全不同，由于思想的兴度，终至于在黑暗中汇通。
前进是那么艰难：贫困，饥饿，疾病，孤独，各种羁限，逼拶和毁损……
唯靠良知给个人以支持。对于他们，夜与昼是没有区别的；绵延中照例地吞咽书
本，反刍苦难，舔滴血的伤口。他们用笔，默默记录精神潜行的历程，此即所谓
道路。然而，这道路并非为世人准备的－－他们深知，他们是远离了权力，而且
为权力所嫉恨的人。
当知识分子尚未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的时候，任何先觉者的对抗话语，都是
大夜中的梦呓。
二
利用知识进行思想，于是成了知识分子的全部工作，脱离思想的知识性，其
实相当于一般的“活”，是可以导致知识分子角色的消失的。
没有平和的思想。
对于传统社会，任何思想都带有颠覆性质。所以，真正的思想者，就其本质
来说都是异端。他们虽然各各借了文字符号的形式，无声地显示单个存在，然
而，一旦破译出来，仍然无法逃脱“国民之敌”的恶名，从而遭到合理的诛杀。
思想是危险的，无论对于社会，还是思想者自身。
知识分子无力抵抗现实的威逼，唯有进入思想领域，才可以挑起犄角，使用
牙齿。
顾准遭到革命的遗弃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类的庇护，包括母
亲。在同来的道路上，妻子早巳自杀。于无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儿子们的宽恕，
直到死神降临；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并没有最后跨出站定的门槛。
他需要温情，那么渴待。
可是，当转身面对众神时，竟只有剑和火焰了！
顾准：“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
顾准：“我还是厌恶大一统的迷信。至于把独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
顾准：“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史官文化；寡头政治；大一统。“普遍的奴隶制”；僧侣共产主义，斯巴达
平等主义；当代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流行的“目的论哲学”和辩证法；唯理
主义；一元主义，“钦定的绝对真理”……
人与非人的区别是最根本的。思想者顾准，当然无法容忍一个社会对人的全
面控制和彻底剥夺。从政体、党派、主义、到各种价值与方法，他都坚持认为，
人们有权选择和拒绝的自由。
“我憎恨所有的神。”普罗米修士说。
“我憎恨所有的神。”顾准重复说，恍如千年空谷的一个回声。
三
作为窃火者，顾准处于地下状态。
思想如同火种，从闪耀的瞬间开始便处于地下状态，企图给予流布，或竟给
予流布是另外一些人的事情，也许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但当思想终于像野火
一样肆意蔓延的时候，它已经脱离了个体，完全属于大众社会了。
至于统治集团，永远不可能产生思想。权力是绝对的，思想是相对的；权力
是箝制的，思想是敞开的；权力是守成的，思想是改革的，因而是富活力的。思
想一旦为统治者所占有，必然变得僵化起来。
西谚云：“播种龙种，收获跳蚤。”可怕的是，无论如何衍变，个人思想一
旦成为社会思想，那结果，常常要改变初衷。
一个新生的、进步的思想遭到普遍的敌意和漠视是可能的；先知往往被钉死。
也有陈腐的思想，因为戴了假面而引起生狂热的时候。
我们毕竟生活在“史前时期”。
在封闭性社会，除了运动与潮流，思想的日常渗透是十分困难的，倘一定要
把思想灌输给大众而又要避免牺牲，便须演说，辩论，出版小册子。中世纪宗教
裁判所的火堆和十字架是有名的，法国的《百科全书》同样是有名的。
思想不会停留在意识表层，它将自然冲决理性秩序而进入情感世界；正如暴
雨为密云所孕育，却终于穿透鸣雷和闪电，重返大地，唤起被压抑的生命，爱欲
与激情。
四
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
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
“历史有什么作用？”大历史学家布洛赫居然这样发问。
时间环绕我们，承载且推动我们，而我们常常无从感知历史的存在。其实，
存在于废墟、古堡，和一些残篇断简之中的历史只是死去的部分历史；还有另一
部分，那是活的历史，早巳深入现实而成为命运的一部分。因此，当我们提及历
史时，所指就不仅仅是记忆而巳。
与其说总结历史，毋宁说清算历史。
大而至国家、民族、政党、教派、领袖人物，小而至经典、训诫、定理、
公式、符号，无一可以逃避后来的清算。传统愈久远，积累愈深重，清算便愈迫
切。
作为个体思想的最沉实也最具挑战性的表达，顾准的著述，乃缘于某种现实
的使命。
在相当长时间里，他一直用经济学的刀法解剖社会；当他了解到资本主义并
非纯粹的经济现象，而同时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时，便继续向历史学，政治学，法
学，文化学作突击般的求索了。对于他，任何工作，任何学科知识，任何文字，
都在奔赴同一个目标。他翻译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据
美国学者海尔布罗纳说，该书所以从马克思开始论述是因为“只有马克思是他真
正的对手。”又说，“熊彼得的论点，卓越之处在于他在马克思的范畴中击败了
马克思……”
广场上的人们，曾经一度为真假马克思主义而争吵不休；可是，数年以前，
一个归来的流放者，已经在黑屋子里自己鉴定马克思主义的真假了。
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批判。
批判的外向为文化批判，内向为自我批判，二者统一于同一主体。批判不是
审判；审判是下行的，而批判是上逆的。顾准的批判对象主要是政治文化、权力
文化。他是由文化批判而达于自我批判的，所以，《文集》没有古代圣者的道德
内省，多是信仰的检讨和观点的校雠。
真理是残酷的。
真理穿透个人而把许多貌似坚牢的信念摧毁了。任何思想的诞生，必然伴随
着怀疑、困惑、感悟，瞻望的躁动与诀别的痛苦，伴随着旧日的挽歌。
思想者由于致力于现实斗争，一般而言，其结论难以超越某个时段。世道沧
桑，人生苦短，多少思想文本被埋没于地底下，未及闻见声光，匆遽间便成“文
献”了。这里，有谁可以从发黄的纸页间感知其温热，想象过为此消磨的许许多
多于沉默中沸腾的夜晚？谁能为这场无用的战斗与无声的毁灭而悲悼？
五
顾准坦言自己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总有拿西文为标准评论中国的倾向。
其实，这类备受攻讦的“全盘西化”论无非表明：只有借异质性的文明，才能击
破固有的深具整合能力故而滞重无比的传统结构，而与进步人类相沟通。
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顾准：“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
与普鲁士王室的有学问的奴仆黑格尔的“现实即合理”的镇痛剂式的哲学不
同，立足于“争”，其思想维度是指向未来的。
历史与未来成了现实的两大参照。
或者可以更准确地说：未来提供了价值观，历史提供了方法论。
方法并非纯粹的工具论，不能引进，也不能仿造。方法论与价值同在，而容
涵了价值观。方法论本身就是哲学。
思想的性质是以偏概全的。
战斗的思想一数偏激，偏到极致。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即是。
然而，一场厮杀过后战士纷纷卸去盔甲，换上布袍，以论战为可忏悔之事；收集
旧作时，亦每每因其过激而不惜删汰。戏剧性的是，运动中总体的战斗倾向，复
为历经文化洗劫之后的新一代“学人”所诟病。据说他们的学术要纯，要平正通
达，要不偏不倚；这样，思想便死掉了。
自由是梦中的天地。思想于是戴着镣铐，从无边的荆棘地里蹒跚至今！
人民何为？
顾准认为人民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在大众，实行直接民主是不可能
的。为此，对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肯定，他直率地表示异
议。相反，对致力于批判且不善感恩的“精神贵族”，他颇为欣赏；并且建议多
加培养，说是：“贵族多如过江之鲫，他们自然就‘贵’不起来。”
表面上看来，顾准之论颇近鼓噪一进的“新权威主义”；究其实，他的主张
是以贵族消灭贵族，以权威消灭权威。在他这里，权威不复是绝对的，而是更新
的。一言以蔽之，可谓有“权威”而无“主义”。
启蒙是长期的，因为思想是长在的。
所谓思想，首先应当交付给谁？
思想者从来强调自我承担。霍克海默与阿道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有一段
话说：“我们所疑虑的并非遍布大地如同地狱一般的现实图景，而是没有冲破这
种现实的合适机关。在今天，如果还存在着我们可以把传递信息的责任交付给他
的人，那么，我们决不馈赠给那些‘大众’也不馈赠给个人（他已无力），而是
馈赠给一个想象中的证人－－只要他不会与我同归于尽。”所以“想象中的
证人”，其实是“我”自己。出乎自我，返乎自我－－思想是无援的。
思想者唯以孤独显示强大。
古人说“胆识”，胆是先导的。
顾准说到卢梭时，首先赞赏的就不是智慧和灵感，而是勇气。他重复说到
勇气问题，是直接与实践相联系的。
思想者具有实践的品格。可以是社会实践，也可以是思想实践，即思想顺思
想者自身。只要思想着便是美丽的，即使是乌托邦思想。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从诗到散文，顾准燃尽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他，人
们到处颂扬那最后的夺目的辉光，此时，我宁愿赞美初燃的纯净的蓝焰。
人们常常称引海德格尔的“返回精神家园”的话，作为人文科学的本质的说
明；顾准则常常称引国人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话，作为个人精神求索的中
心主题。
“返回”与“出走”是一个人终生的事。
然而，顾准说：“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
（原载《黄河》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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